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告诉《英才》记者，中央已经意识到今年稳增长的重要性，虽然民间投资可能很难有起色，市场还是比较疲软，但中央企业的投资可能会率先反弹。但政府对投资的支持不会像2008年那种力度，因为当前市场的心态比较平和，可以更加从容地布局一些战略性投资，如教育、科研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向《英才》记者表示，金融危机时刺激房地产可能是错误的，但现在和将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很重要的一块。这块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状况（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减少67%），也传来某种“利好”：银监会正在研究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方案。
企业转型升级悖论
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混为一谈，但如果仅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持续低迷的状态恐怕也很难进行产业转型升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还是需要投资而不是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中国人口流动依然很大，投资因此仍有很大空间，“现在要解决北京堵车的问题，你要是消费拉动就是增加bob电竞体育博彩_博鱼体育-手机版官网的车，如果是投资拉动就是修地铁、高架，这么比较，中国经济到底靠投资还是消费？”
“之前我们想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培育一个新兴产业出来，这怎么可能？新兴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只有在经济情况较好的情况下，人们才敢做风险较大的投资，在经济比较冷的时候，前瞻性的投资更不敢投了。”郑超愚对《英才》记者说道。哪怕政府提供了财政扶持，也只是解决了企业前期的资金投入问题，并无法克服新兴产业的高风险特性。
周德文更是向《英才》记者坦言，“有人说今年是转型升级关键的一年，在金融危机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提，当时还有一些企业走向转型升级道路，结果这批企业死得还快。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是没法转型升级的，只能走向联合提升的道路。”
如果现在倒逼这些企业转型升级，那么这些企业的资金定然会从劳动密集的制造业涌向投机性更强的虚拟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所看到的。周德文认为，更切实际的做法是，倒逼、引导这些企业走向联合并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必须要让实业特别是制造业有钱赚。
过去一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率高达22.6%，而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只有9.2%，同时贷款利率高企。因此，即使外需平稳，仅“高税负”与“高利率”两个国内因素就足以让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丧失吸引力。
在孙立坚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盲目转型升级实际上是抛弃自己的优势，然后拿自己的劣势去参与全球竞争。现在要让制造业恢复吸引力，短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政府让利——减税。
货币谨慎松动
经历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调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出现了回落的态势，一般预计今年中国的CPI会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预计2012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4%，这个数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远远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这表明如果推高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这个因素可能不会特别突出。
李迅雷提醒《英才》记者，由于M2的存量高达85万亿（2011年G D P总量的1.8倍）是超常规的，需要时间去消化减少。因此，央行对货币的松动会比较谨慎，货币政策可能还是收紧的。另外，输入性通胀也是央行不敢轻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当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经济疲软、全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贵金属价格可能还有上升空间，但生产性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下行。
对此，姚景源的判断有所不同——大宗商品价格总体看涨。因为，如果欧债危机始终解决不了，最终只有发票子，流动性肆虐势必会推高国际有色金属、石油价格暴涨；而如果世界经济恢复了，全球有30亿人口正在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价格。
对于美元及欧美经济政策走向，孙立坚认为，尽管弱势美元是趋势，但由于欧债危机的存在，美元实际上弱不了。郑超愚也认为，即便推出第三轮定量宽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为这对美国经济是利好。
一条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是，只要欧债问题不出现实质性好转，它会减少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时推动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价格就很难向上，中国受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也会较小。而欧债危机转危为安，美元会随之贬值，大宗商品将会进一步暴涨，给国内带来更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食品、农产品对中国通胀影响较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CPI中食品、农产品的权重较大，占到了30%（与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当）。姚景源认为，食品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垄断和不完善有关，需要通过改革打破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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