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中小企业
既然经济增速回落基本已成定局，那么这种回落是短期调整，还是趋势性转向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已下了一个台阶？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经济的适度回落有利于调整中国经济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姚景源认为，8%对于中国经济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速度，一旦低于8%就会遇到失业、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下降等问题。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8%-8.5%的经济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的结构失衡状况已经很严重。过去十年，消费率从占GDP的62%下降到47%，而储蓄率从38%上升到了53%，意味着有一半的GDP用于投资。如果结构调整不好，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6.7%，而如果能够实现结构调整，则未来还可能实现9.3%的高速增长。
有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所谓的“退出政策”推行的不是太滞后而是太急了。姚景源也表示，刺激政策的退出意味着要让经济恢复常态，让市场自身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中的中小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挖掘制度红利
与看淡的“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不同，“制度红利”依旧被经济学家们抱以很大的期望。姚景源认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还是改革开放。
而滕泰认为，中国制度红利的空间比任何国家都大，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同时土地也是国有的，产权机制进一步明晰之后，效率将会大大提高。“凡是没有效率的、垄断的地方都有制度红利可以挖掘。”
“中国体制上的问题还是很多，解决问题就是改革。”李迅雷告诉《英才》记者，“放松管制，降低进入门槛都会产生红利。”
姚景源认为，稳增长、调结构都必须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紧紧结合在一起，把政府从第一线退下来，转化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才会减少，这样财政政策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于中国依旧是一个城市化率只有50%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对中国经济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重视一个问题，投资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在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的情况下，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形象工程不可避免，大量投资最终并没有形成生产力。
孙立坚则建议把改革之手延伸到产业链上游——资源、金融等领域，因为这些行业在危机后形成了一定的垄断优势，在下游制造业竞争过于激烈的情况下，上游资源、金融领域过多挤占了下游制造业的利润。应该通过改革打破上游领域的垄断地位，提升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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